一個社會生態學家的省思 – 導言

彼得 ‧ 德魯克

「生而為人，何不去審視」

“Born to See, Meant to Look”

導言

如果有人問我是做什麼的，我會說：「我寫作。」就技術層面而言，這是對的。自從 20 歲以來，寫作就是我做的任何事的基礎，例如教學和諮詢服務。在我的 25 本著作中，有兩本小說，以及一本半自傳式的故事集。不過，我當然不是一個「文人」，也從來沒有人會誤會我是。

但當人們進一步問我：「那你都寫些什麼？」我就變得含糊其詞。我寫了不少關於經濟學的東西，但我當然不是經濟學家。我寫了不少關於歷史的東西，但我當然不是歷史學家。我寫了不少關於政府和政治學的東西，雖然我一開始是政治學者，但我很久以前就轉移了領域。我也不是現在所定義的社會學家。不過我自己很清楚，許多年來一直很清楚我想做的是什麼。

我自認是一個「社會生態學家」，關心的是人類的人造環境，就像自然生態學家研究生物環境一樣。

即使我的兩本小說，雖然純屬虛構，但也一樣是社會生態學。其中一本小說的主角是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歐洲社會，另一本的主角是約莫 1980 年的一所美國天主教大學。

「社會生態學」一詞是我自己的命名，但此一學科（我視之為一門學科）有着古老而顯赫的傳承。它最偉大的文獻是托克維爾（Alexis de Tocqueville）的《民主在美國》（Democracy in America）。在我認為，這門學科的主要研究者，還包括另一位法國人貝爾川．德 ‧ 朱文奈（Bertrand de Jouvenel），兩位德國人斐迪南 ‧ 滕尼斯（Ferdinand Toennies）及格爾奧格 ‧ 齊美爾（Georg Simmel），以及三位美國人亨利 ‧ 亞當斯（Henry Adams）、約翰 ‧ 康芒斯（John R. Commons，他的「制度經濟學」和我所稱的社會生態學並無太大不同），以及最重要的托斯丹 ‧ 范伯倫（Thorstein Veblen）。

不過在性質、理念及方法上和我最接近的，並不是以上這些人，而是英國維多利亞時期中葉的沃爾特 ‧ 白芝浩（Walter Bagehot）。他生活的時代和我一樣，歷經了重大的社會轉變（他在 1877 年過世，享年 51 歲），白芝浩率先洞見了新制度的興起：文官體制及內閣政府形成民主運作的核心，而金融業則是經濟運作的中心。一百年後，我一樣率先看到了組織型社會的興起，並指出管理為其新興的社會制度；後來我又看到了知識將成為新的中心資源，知識工作者也將是社會新的佔主導地位的階層，這不僅是「後工業化」，也是後社會主義，而且也將慢慢地成為後資本主義社會。

我和白芝浩一樣，

認為對社會和文明至關緊要的是一種張力，在延續性的需求

（白芝浩稱之為「習俗的糕餅」，我稱之為文明），

以及創新與改變的需求這兩者之間的張力。

因此，當白芝浩說，他有時自認是自由的保守派，有時是保守的自由派，但從來不是「保守的保守派」或「自由的自由派」，我也心有戚戚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