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個社會生態學家的省思 (下)
彼得 ‧ 德魯克
「生而為人，何不去審視」
“Born to See, Meant to Look”
社會生態學家的工作
如果社會生態學是一門學科，那麼它不僅有其主題，還有其工作，至少對我而言就是如此。但你很難具體說出此一工作包含了什麼，說它不是什麼比較容易。
我常被人稱作是「未來學家」。但不管人們說我是什麼， 我肯定不是「未來學家」，社會生態學家也不應該是未來學家。首先，想要預見未來是徒勞無益的，這不是凡人具有的能力。而把無知及不確定性輸入電腦就可以得出真知灼見的這種想法，實在不太明智。有一個問題是，即使是最有洞見、最成功的預言家，他從未預言到的事，總是比他所預言到的事重要得多。未來學家總是以他們預言的事中有多少實現了來計算他們的準確率，但他們卻從來不去算有多少重要的事發生了，他們卻未曾預測到。
一個很好的例子是法國科幻小說家朱爾 ‧ 凡爾納（Jules Verne, 1828-1905），他是有史可考以來最成功的未來學家，他預言的許多科技後來都成真。然而他大概在不自覺中假設， 社會和經濟會一直停留在大約 1870 年的模樣。而社會和經濟的改變，當然是至少和新發明一樣重要。
另外更重要的一點，
社會生態學家的工作是看出已經發生的一些改變。社會、經濟和政治的一項重大桃戰，就是要利用已經發生的變化，將之化為難得的機會。
重點就在於看出「已經到來的未來」，這是另一本我沒寫成著作的暫定書名，如何感知與分析這些已經發生而不可逆轉的改變，這些改變尚未帶來衝擊，也尚未廣為人知，但我原本想在此書中建構其方法學。
一個例子是我在 1960 年左右看出在日本已經發生的社會與工業轉變，而且在十年後，讓日本一躍成為一等一的經濟強權。其實這並不難，只要去看就行了，但當時沒有別人在看。
我雖然沒有寫「已經到來的未來」這本書，但我將其中不少素材融入我1986年的《創新與企業家精神》一書，
書中指出如何有系統地將社會、人口趨勢、意義、科技方面的改變，視為創造未來的大好良機。
「未來學家」對我來說是不虞之譽，但另一方面，我也被錯誤批評為不做量化分析。事實上我很早就在做量化分析。1929 年，我還不到 20 歲，就發表了一篇研究報告，這是最早的計量經濟學研究之一。就和許多這方面的報告一樣，它從一個不言自明的立論假設，經過無懈可擊的數學論證，得出一個愚不可及的結論，大意是紐約證券交易市場只會有一種走勢，就是上漲。無巧不成書，這篇報告在 1929 年 8 月或 9 月刊在一家信譽卓著的經濟期刊上，幾個星期後，我已經證明「不可能」發生的事就發生了，也就是 1929 年 10 月的紐約股市大崩盤（還好這本期刊已經找不到了，至少我手上沒有）。順道一提，這是我容許自己做的最後一個預測。還有，我曾一度教授統計學，並協助組成美國業界最早的營運研究部門（在奇異公司及貝爾電話公司），所以說我不熟悉量化分析的方法，實在沒有道理。
量化只是鷹架，而不是建築本身，當建築完工了，鷹架也得移除。更重要的是，社會生態學中大部分現象的量化數據，都可能造成誤導，或頂多沒有用處。相關數據實在遠遠不足，這是量化分析的著名數學家及方法學家奧斯卡 ‧ 馮 ‧ 摩根斯特恩（Oskar von Morgenstem, 1902-1977）在他 1950 年著作《論經濟觀察的準確性》（On the Accuracy of Economical Observation）中所指出的。進一步來說，我們在美國使用的社會經濟數據，例如國內生產毛額、國際收支、人口普查所做的職業分類等等，都是根據 1920 年代開發出來的總數，特別是在胡佛 1924 至 1928 年擔任商務部長期間所做。而在社會和經濟統計學上，超過 30 年或 40 年以上的總數，一般都視為不管用，早已經過時了。
不過，我不是量化分析家的最重要原因是，
在社會和經濟事務上，重大的事件是沒辦法量化的。像這樣的獨特事件會改變整個統計的「世界」，所謂的「常態分布」當然也隨之改變。
舉例來說，在 1900 或 1903 年，普遍的經濟見解認為獲利要極大化就是要壟斷市場，也就是把產量壓低、價格拉高；亨利 ‧ 福特卻反其道而行，認為要把價格壓低、產量拉高才能賺錢，他的事業合夥人及投資人都認為這是愚不可及的作法。結果他發明的這種「大量生產」方式，完全改變了產業經濟學，但還是有不少經濟學家對此聞所未聞。福特的成功讓他成為美國乃至全世界最富有的工業鉅子，帶來了工業生產、汽車業及整個經濟的革命，完全改變了我們對產業的觀感；但即使是在這之後整整十年的 1918 或 1920 年，要量化他所帶來的衝擊，也是不可能的。
改變整個世界的獨特事件，是「邊緣性」的事件。等到它成為統計學上顯著的事件，已經不再是「未來」，甚至也不是「現在」，而已經是「過去」。
要想量化社會上的重大事件，我們需要的是 17 世紀哲學家兼數學家萊布尼茲（Gottfried Leibnitz）最早構想的一種數學方式。萊布尼茲和牛頓同時發明了微積分，他提到一種 「關聯性的微積分」，也就是質變的微積分。但是他設下的挑戰甚至連一個回應的人都沒有，一直到 250 年後，凱恩斯才在他 1911 年出版的第一本重要著作《或然率專論》（A Treatise on Probability）中，試圖推導出獨特事件的統計學，但後來他自己坦言，這完全以失敗收場。現在有一些新的數學理論， 宣稱可以算出獨特事件的或然率；但是到目前為止，想要用量化方法來找出並定義獨特事件，也就是用量化方法來顯示意義的改變，連個影子都沒有。
在量化方法被人推導出來之前（如果真的可能的話），
社會生態學家要想找出並評估性質的改變，只能用質化的方法。但這並不是「亂猜一通」，也不是靠「直覺」，而必須是一種觀察、找出並測試的嚴謹方法。
我在1986年出版的《創新與企業家精神》 中，就是試着發展出這種方法，至少是其大致的面貌。
現在讓我們談談社會生態學家的工作是什麼，或應該是什麼，至少對我自己來說。
首先，這表示要在觀察社會及社群時問這個問題：
哪些已經發生的改變並不符合「每個人都知道的」，用現在時興的說法，哪些改變算是「范式轉變」？下一個問題則是：有什麼可以證明這是改變，而非一時風潮？最好的測試方法：這個改變是否帶來成果？亦即它是否造成了什麼不同？最後再問這個問題：如果這個改變切合時代、有其意義，那麼它帶來什麼機會？
一個簡單的例證就是知識一躍成為主要資源。對我來說， 讓我警覺有什麼事在發生的關鍵性改變或事件，就是美國在二次大戰後通過的《退伍軍人權益法》（G.I. Bill of Rights），它給予每個返國的退伍軍人上大學的權利，費用由政府提供。 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發展。如今以後見之明，很容易看出《退伍軍人權益法》打開了知識社會的大門，但在 1947 或 1948 年，沒有人是以這個角度來看。不過我問了自己這個問題：「如果是在一次大戰後提出《退伍軍人權益法》，會造成什麼影響嗎？會有很多人行使這個權利嗎？」在這之前不到 30 年的 1918 年，根本沒有人會想到要提出這種《退伍軍人權益法》，雖然 1918 年的美國對待退伍軍人和 1946 年的美國一樣慷慨，甚至有過之無不及。
但若是在1919年提出此一法案，並獲得國會通過（事實上恐怕很難），大概也不會有人行使這個權利。當時會去上大學的人，只有不需要《退伍軍人權益法》的富家子弟，或是天賦優秀到即使出身貧寒也一樣會出頭的少數人。在一次大戰後，普及的中學教育才有意義， 當時若推動普及的大學教育並沒有意義。
這又引到下一個問題：
「這對人們的期望、對價值觀、對社會結構、對就業市場等等，有什麼影響？」
我在 1940 年代晚期問了這個問題，而一切也變得很清楚，知識在社會上取得了作為生產資源的位置，這是在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的。很顯然的，我們正來到重大改變的大門前。
十年後，也就是 1950 年代中期，事態已經如此明顯，我們可以很有信心地談論「知識型社會」，「知識型工作」將成為經濟的新重心，「知識工作者」則是新的勞動主力，而且方興未艾。
社會生態學家工作的第二個重點，
就是他必須旨在產生影響力。他的目標不是知識，而是正確的行動。準此而言，社會生態學家是一種實踐 （practice），就像是醫生或律師， 或是物理界的生態學家一樣。這門學科的目標是，在延續與保存以及改變與創新這兩者之間維持平衡。它的目標是創造出一個動態不均衡的社會，只有這樣的社會可以有穩定性與凝聚力。
這也就意味着，社會生態學家有責任讓他的工作廣為流通。他不能是「死讀書」的飽學之士，事實上在社會生態學中，「死讀書」和「有見識」是互不相容的敵人。有一種自負的看法認為，除非是一般人不懂的科學，否則就不是「科學」， 至少不是「值得敬重」的科學，這種看法只是蒙昧主義。在二次大戰之前，美國的第一流學者的著作，特別是社會學和政治學的學者，都是為受過教育的業餘人士而寫；當時的一流歷史學家也是，還有萊因霍德 ‧ 尼布爾（Reinhold Nieburh）及理查 ‧ 尼布爾(Richard Niebuhr)，瑪格麗特 ‧ 米德（Margaret Mead）及露絲 ‧ 潘乃德（Ruth Benedict），甚至當時的經濟學家和心理學家也是一樣。馬克斯 ‧ 韋伯（Max Weber）的文風平易近人，他的文章發表在業餘人士看的雜誌上，甚至是日報上，托斯丹 ‧ 范伯倫也一樣。
法國哲學家朱利安 ‧ 班達（Julien Benda）在1927年發表了 《知識份子的背叛》（La Trahison de Clercs）一書，猛烈抨擊當代的知識份子為了順應潮流而背叛其天職，擁抱種族主義和煽動政治，不管是納粹或共產主義都一樣。其後數十年間的發展，充份印證了班達的批判，歐洲各地（不只是在德國）許多知識份子都起而擁護希特勒，或是擁護乃至崇拜史達林。
對我來說，當代知識份子的蒙昧主義也同樣是一種背叛。 他們要對文化低落的現象負很大的責任，特別是在美國。知識份子宣稱，業餘人士已不再對知識、對科學、對講解、對理性有接受能力，但這完全不是事實。只要學者願意用通曉的文字來寫作，馬上就會擁有廣大的讀者群。我自己就是個例證，歷史學家中的芭芭拉 ‧ 塔克曼（Barbara Tuchman），物理生態學家中的苗秋 ‧ 卡森（Rachel Carson）和洛倫 ‧ 艾斯禮（Loren Eiseley），社會學家中的歐文 ‧ 路易斯 ‧ 霍洛維茨（Irving Louis Horowitz），以及許許多多其他人也是明證。大眾有接受能力，也有這個需求。今天所謂的學術專門研究， 不過就是自負傲慢的表現。
對社會生態學家來說，最不可取的就是自負倣慢。他的工作不是要創造知識，而是要創造願景。
他必須是一個教育家。
最後，我深信社會生態學家的工作，需要有對語言的尊重。
不論我走上哪個領域的研究，我都會對語言抱持敬重。 我 1909 年出生時的維也納，對語言有高度的敏感度。奧地利文人弗里茲 ‧ 毛特納（Fritz Mauthner, 1849-1923）在他 1899 年的《語言批判》（Zur Kritik der Sprache）一書中，創建了我們現在所稱的語言哲學。每個受良好教育的維也納家庭，家中藏書都有這本書，我家當然也不例外。
毛特納率先指出， 語言不只是「訊息」，不只是「媒介」，也同時是意義。事實上，維根斯坦是毛特納的傳人，將他所開啟的發揚光大；維根斯坦所探究的問題，毛特納在四、五十年前就在探索了。 另外我所成長其中的維也納，也是卡爾 ‧ 克勞斯（Karl Kraus, 1874-1936）的家園，他可說是本世紀最好的德文大師。
對克勞斯來說，語言就是道德，語言就是誠信。語言的敗壞，就是社會和個人的敗壞。
所以我成長的環境，看待語言十分地嚴肅。我 19 歲在漢堡一家出口公司實習時，讀到了齊克果，當時除了他本國丹麥之外幾乎沒人聽過他，他的著作也很少譯本。我在本書中論齊克果一文的前言中，談到了此一經驗對我、我的工作、 我的生命造成的衝擊。
齊克果一再宣揚語言的神聖性，對他來說，語言就是美學，而美學就是道德。
所以早在喬治 ‧ 歐威爾之前，我就知道語言的敗壞是暴君的工具，它是罪惡， 也是罪行。
社會生態學家來說，語言更是雙重地重要。因為語言本身就是社會生態學。對社會生態學家來說，語言不只是「溝通」，不只是「訊息」，而是精髓。它是把人類聚合在一起的混凝土，它創造了社群及交流。
因此，我一直認為社會生態學家負有語言的義務。社會生態學家不需要是「偉大的」作家，但他們必須是受到尊重的作家，是關心社會的作家。
這一門學科
我稱社會生態學為一門「學科」，而不是「科學」。若有人說社會生態學是科學，我其實會渾身不自在；它和其他的社會科學很不一樣，就像物質界中的生態學和其他的自然科學很不一樣。
「Zum Sehen Geboren; Zum Schauen Besteilt」
「生而為人，何不去審視」
這是歌德《浮士德》（Faust）中守夜人唱的歌。我想這可以作為社會生態學家的座右銘，也是社會生態學這門學科的原則。它是以觀看而非分析為本，是以感知為本。我認為， 這就是它與一般所稱的科學不同之處。它不僅不能被簡單還原， 就定義來說，它處理的是整合構建（Configuration）。它未必比這些構成的部分所加總起來的還大，但它們有根本上的不同。
社會生態學作為一門學科，涉及的是行動。知識是行動的一項工具，知識本身並非目的。如前面所提到的，社會生態學是一種「實踐」。
最後，
社會生態學並非「不具價值觀」。如果說它是一門科學，那它就是「道德科學」
— 在此借用這個已經兩百年來不時興的用語。物理生態學家相信，也必須相信，自然創造的神聖性。
社會生態學家相信，也必須相信，精神創造的神聖性。
如今大家都在談「賦權予人民」。我從未使用這個用語， 以後也不會。在我看來，
對社會生態學這門學科來說，它相信的並不是權力，而是相信責任，相信基於才幹的權威，相信慈悲。
輯錄自《生態願景》，P. 441-457
